从满足、知足到自足的幸福伦理思考 ——对“ - 财富时代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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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足、知足到自足的幸福伦理思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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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本质而言，每个人都会追求幸福，也应该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幸福。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以标榜幸福而著称的现代社会，却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注]又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亦有人称其为“幸福——收入之谜”或通常意义上的“幸福悖论”。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指出，现代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以与经济增长相同的比率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更多的金钱、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此后，围绕所谓的“幸福悖论”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何为“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的人生主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展开了广泛、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的社会生活难题。在这种社会境况中，人们渴望通过财富的最大化来获得幸福，却常常与真实的幸福生活渐行渐远，“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1](p11)其实，“幸福悖论”现象在前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只是并不突出和普遍。原因在于前现代社会的伦理文化传统重视那些休戚与共的终极的、最高的道德价值，赋予人们对世俗生活道德约束的价值合理性，因而，对幸福的追求往往并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也就难以形成普遍的“幸福悖论”现象。但在一个经济活动至上的社会中，人们获得幸福的动因基本取决于经济行为，即对财富的追求及其最大化，致使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占有贪得无厌，永不满足。正如卡伦·荷妮所指出：“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2](p116)可见，财富只有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极度现代性的经济主义时代，才会僭越人们的精神生活，囊括幸福生活的全部。

造成“幸福悖论”的根源存在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资本的逻辑”先验地设定了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条，使现代人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单向度”的幸福伦理。要走出“幸福悖论”，既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要消除加之于现代人的“额外压抑”(马尔库塞语)，重建人的生存的本真向度，不仅需要文明的转型、文化的变革来改变“资本的逻辑”所支撑的意识形态，更仰赖于现代人自身的道德观念的转型，寻求更为真实的幸福。本文试图从人作为自身的主体性视角，结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现代人对待财富的幸福伦理困境及其解决路径，揭示出幸福的真实意蕴。

一、满足：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

从根本上说，幸福就是平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伦理之道。但是，这种对幸福的论断似乎是在超历史的意义上才合理，而在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却常常难以达到这种平衡，无法探寻到真实的幸福。原因不完全归咎于个体的行为不遵守“中道”，也可能存在群体的盲目性。如尼布尔所发现的一个事实，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把社会公正看作群体道德的最高理想，但实际上，往往个体的人可以成为道德的人，而“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只表现为一种群体自利的形式”。[3](p4)各个时代都可能存在群体盲目性的倾向，只是传统与现代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从原理上讲，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求的目标，按照道德的生活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实现人生的幸福，但毕竟人存在于现实中，生活在既定的时代，有些问题是人能够处理和支配的，而有些难题却是需要付出许多超常的努力才能克服和解决。因为，不同时代的幸福主题是不一样的，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左右着人们追求幸福的道路，往往使人不自觉地割裂了幸福的平衡之道。

前现代社会中，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在西方伦理文化中，无论是古希腊的“至善”即幸福，还是中世纪“幸福就是拥有上帝”，抑或中国伦理文化“舍生取义”的“孔颜之乐”，无不揭示了德性之于幸福具有核心意义，体现出超世俗所建构的精神生活的幸福大厦。虽然传统社会的伦理文化强调精神生活的幸福诚然可贵，并且对于过分注重物质生活的现代人——不断追逐向外索求的幸福而缺乏自制具有某种理论的启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化，缺少人的自由意识，前现代社会使人对精神生活的幸福追求存在着社会规范的外在强制而非个人行为的自愿选择现象。因而，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现代人对待传统伦理文化的幸福观，需要社会境遇的转换、辩证的思考及“幸福能力”[注]“幸福能力”，依照生命存在之理，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用内源性发展需要自觉调节、控制、转化外在性发展需要，以更新生命活动方式、改变生命存在的多重世界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不断实现内源性发展需要的满足，获得生命存在的某种完满体验并将其延续、拓展，不断地将生命存在推向整体完满的本领。关于“幸福能力”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如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但随着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中，如周国平、赵汀阳、刘次林、檀传宝、易凌云、肖冬梅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深入的探讨。的提升，使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更为合理、完善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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